一位老八路的足迹

——记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担任过巴洲公社巴洲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保成同志

巴洲村在咱昔阳县可以算得上是个大村，位于县城西四公里处。沾岭山绵延到这里不再陡峭、沾水河流淌到此不再湍急。“巴流成字，洲沁康居”是先人们对家乡的赞美，也是期寄。在村子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山头叫金银垴。半山腰有一处掩映在苍松翠柏、繁芪灌木中的墓地。其中的一座坟墓中安葬着曾经担任过巴洲公社巴洲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保成和他的两位妻子李好妮、光喜棠。

墓碑的阴面镌刻着：

“李保成同志，山西省昔阳县巴洲村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九岁丧父，自幼聪慧，胆气豪放。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十七岁就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旅政沾部指导员。在寒湖战役中致残，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四六年转地方工作。

保成同志身残志不残，回乡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群众的好评。历任巴洲乡党总支书，村副业大队长，支部书记，公社企业党总支书记等职。在任村支部书记期间，他带领群众治山治水、改天换地，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县、公社的表彰。

一九八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因伤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为慰故人，以励后人，特立此碑。

原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撰”

年，笔者与原县人大副主任王本善的长子王怀民，带领昔阳拖拉机厂的一群青工，到运城拖拉机厂对口培训。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怀民说：“老张在运城当地委书记，咱去看看哇！”笔者说：“六、七岁的时候老张抱过我。二十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见过面。我不想去，你去哇！”在他的强拉硬拖下就同他一起去了。老张是个工作狂，星期天还在忙工作。一位不知是姓杨还是姓闫的秘书（晋南人说话杨、闫咱昔阳人听不清）进去通报后，就让我们进到他的办公室。见到家乡人，老张很高兴，停下手中的工作接待了我们。王怀民与老张挺熟识。寒暄一阵后，老张问笔者：“你是哪个村的？”我回答：“是巴洲哩，俺爹是李保成。”他听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又问：“你爹好吧？”笔者回答：“还好。”随后老张说：“你爹是革命的功臣，是个人才。你要好好向他学习，为祖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多做贡献。”他担任巴洲乡总支书记和巴洲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昔阳的县委书记都由张怀英担任。所以在年我们兄弟姊妹们给父母立碑时，笔者想到请张怀英同志给写个碑文。去找他时，老张说：“我一般不给人写碑文，到现在只给李棣元写过一个，你爹这个我一定写。”我给他留了个手机号码就走了。过了几天，老张就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取。

一个解不开的谜

在昔阳广泛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明朝时，有一年昔阳境内发生严重干旱。李天光（名李电）带领着几十个属龙的年轻人，上蒙山大王庙祈雨。一连祈了三天，太阳总是火辣辣的滴雨不下，又渴又热的李天光发了火。冲着蒙山大王的塑像吼道：“你是蒙山小大王，我是巴洲李天光，你打三年不下雨，我地下埋着万石粮。你要连下三年雨，我还有十间不漏房。”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他的第三世祖宗，他的先人世代富庶。其父李洪儒村里有田、有产，在县城常家街还开着名为“福盛当”的店铺。经营金银首饰、锦帛绸缎、日用杂货等，巴洲人称黑财主（皮肤黑）。其外祖父是东关学坡的财主邵晋生。舅父邵佑是昔阳第一财主宋广实的女婿，是昔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夫人的亲姑父。其叔伯弟弟李保界（年在甘肃省兰州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曾跟随李富春副总理负责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的一本名为《为共产主义奋战到底》的小册子中这样写到：“我的伯母（邵良妮，李保成的母亲）在我懂事的时候经常给我们兄姐（保成的姐姐李福棠、大哥李保疆、二哥李保域、他排行老三，乳名存义）说：‘我嫁到李家，你们的奶奶给我说，咱的祖先都是老好人，秋天在地里看庄稼，庵庵里听到地里有搬玉茭的响声。出去一看是咱村人，就动手帮着来人一起搬。等口袋装满了，还要帮着把口扎上，把口袋凑到来人肩上送走。’”一位现在还在世的老人（现年九十六岁），曾亲口对笔者说过，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她家的人到李保成家去要点醋，帮工的给了点三淋醋。正要出门时，正赶上他父亲从外面回来。问：“那是什么？”她家人说：“要了点醋”，并端给他看。他父亲接过碗看了看，把醋倒回缸里，又满满盛了一碗头淋醋让她家人端走。还对帮工的人说：“过回年，人家来要点醋，怎能给那三淋醋哩！留着咱自己吃哇。”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后来不长的时间内把家产败了个精光。人们传说是因为抽大烟和赌博。事有巧合，他的舅父也把家败了，原因竟同其姐夫惊人的一样。其舅父家败后，到台沟抗日小学任教。舅母到昔东妇救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双双以身殉职。

其父在家败后，凭着一手好厨艺，在县城的一家饭铺帮人做饭。其母带着四个子女借住在村东老爷庙下的一个土窑窑里艰难度日。年夏其父因积劳成疾在县城病故（时年不足五十岁）。他姐弟和当家把其父从城里抬回村里安葬的日子，正是其亲叔父续弦之日。人家给他们端出几碗河捞，让他们吃了后把父亲送进坟茔草草安葬。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积善崇德、忠厚传家的大户人家，怎么会突然把家产败光呢？他只有十七岁（实足年龄还不到十五岁）怎么就能离开母亲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呢？思来想去终不得其解。这些谜团是不是都与他舅父的那位共产党员妻侄婿有关呢？那时候把钱捐给共产党敢大张旗鼓吗？是不是总得编个托词呢？

他参加八路军后，在年的初冬回过一次家。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也不知是谁告了密。一天早晨，城里的日本鬼子和宪兵队突然包围了村子。嘈杂声、哨子声响成一片。正在家中吃早饭准备归队的他，放下吃了半偏的碗筷，跑上窑顶，跳到后边的地里。跑进了马圈沟的一户人家的院子，想藏到草房里躲一躲，房主人不愿意。他对房主人说：“我藏进去，鬼子把我抓住了我不连累你，你要是告诉日本人，把我抓住了，我就说是你让我藏进去的。”就这样逃过了敌人的抓捕，躲过了一劫。这以后巴洲村又陆续失踪了几个年轻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就包括担任过安徽省安庆军分区司令员的李同柱。李同柱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时总会找他的指路人坐坐，感谢当年给他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次回家是他八年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在后来的岁月中，家里人都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命是从阎王爷那里捡回来的。

父亲的早逝让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好在他的母亲是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女工、针线样样精通。所以他也略通文字。参军时虽年龄小，但头脑灵活、行动机敏，打仗总是冲在前边，所以深受部队首长喜爱。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由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直至一二九师旅政治部指导员。笔者曾寻访过他所在部队的足迹。百团大战中守卫过的阳泉市狮垴山，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旅的驻地左权县马厩村等。

那时候部队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夏天露宿野外，以野菜野果充饥。冬天爬冰卧雪，饿了嚼几个炒黑豆，吞几口炒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啃几口冰雪，生活十分艰难。难怪笔者小时候一叫苦叫累他就会说：“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当兵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和日本鬼子、汉奸打仗，这点苦算得上什么？”

年抗日战争还处于相持阶段。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残酷扫荡。寒湖战役是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进行的一次反扫荡战斗，彻底粉碎了日寇从邯邢、石太两个方向合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担负固守主阵地，掩护后方机关和群众撤退、转移的任务。敌人天上飞机、地上大炮狂轰滥炸。步兵轮番猛烈冲锋，妄图夺下他们守卫的阵地，实现其消灭我根据地的企图。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打得十分惨烈，但敌人始终未能攻下我方固守的阵地。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当地群众在清理战场时，从死人堆里发现了浑身是血，还有一丝气息的他，医院抢救，才留下一条性命。

这次战斗中他被授予一等功臣。笔者小时候跟着奶奶睡觉，当中窑炕头的墙上贴着一张用毛头纸油印的奖状，好像是有一个轮子上插着一面旗的图案，写着一等功臣李保成，后来泥窑铲泥皮时给铲掉了。也是在这次战役中他丢失了党证，失掉了组织关系，转地方后又于年重新入党。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伤口一直无法愈合，打进小腿骨中的炮弹皮整整伴随了他一生。直至去世后，入殓时，右腿弯曲着影响盖棺盖。其长子一边揉揣一边说：“爹，伸直你这右腿哇！”揉着揉着，忽听咔嚓一声。腿是伸直了，可笔者的心却碎了。他的右腿没有腿肚，只有薄薄的一层皮，包着镶进鬼炮弹皮的小腿骨。他就是拖着这条残废的右腿和浑身上下的战伤，日夜不停地在建设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路上奔波了一生，这需要有何等的毅力啊！

两次批斗大会

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党中央实行了精简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俗称“六二压”），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以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当时在阳泉矿务局一矿工资科工作，常年驻在昔阳县城招工。那个时期到阳泉矿上工作的昔阳籍矿工，大多是经他的手招去的。按政策他本不属于精简压缩对象，但他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回村从事农业生产。他工作能力强，且富有吃苦精神，深得矿领导的赏识，回村多年后矿上还派人请他回去。

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决定了的事十头牛也无法把他拉回来。他曾经担任过巴洲乡的总支书记，又有懂经营会管理的家传，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回村不久就推举他担任了村副业大队长，后又主持村里的工作。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运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农村干部列为“四不清”对象。隔离审查，强迫交待问题。各地有不少农村干部被逼得寻死上吊。巴洲大队的老会计宫广才就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到神掌窊栽龙潭自尽的。

公社化时期实行的是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巴洲生产大队当时有九个生产小队，年终决算工作量大。为了及早给社员们兑现，各小队会计、大队财务人员必须加班加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有一个晚上加班到天快亮了，大家都累得吃不消了。主持工作的他让大队保管从库房里称了三斤白面，大队办公室的房东四老人还给了三个鸡蛋，给加班人员吃了一顿滴鸡蛋撅疙瘩。硬被说成是多吃多占，对他进行了轮番批斗。一个当时已七十多岁的社员（就是当年不让进草房躲藏的那个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破落地主分子，本性难改！”会场上说什么的人都有。他满肚子的委屈。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他，顿时火冒三丈。猛仰起低着的头，脱去上衣，挽起裤腿，平生第一次露出浑身的战伤。大声问：“我去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那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哑口无言。其他人都面面相觑，批斗会变成了斗批会。

“四清”时大字报贴了满院满家，就连炕沿边也贴得连个坐人的地方都没有。更有甚者，他的长子当时在昔阳中学读书，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正好是年毕业升学。不仅在档案中填上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还加上其父是四不清干部，“重点学校不准录取”的字样。尽管成绩优异，也只能到半耕半读的和顺农业职业学校就学。

家庭传统和战争的考验造就了他一生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的个性。他也曾遭受过挫折，但对党的忠诚和对群众的热爱始终都没有改变。

年“文革”开始后，对“四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并为被迫害、诬陷的干部给予了彻底平反。他又重新担起了巴洲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快要过年的时候，村里一些有头脑、会手艺的人突然失踪了。一时间被传的沸沸扬扬，众说纷纭。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键时刻，问题不搞个水落石出不好向上边交待。他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心中有了底。巴洲村是公社所在地，大凡小事都瞒不过公社领导的耳朵。公社非让拿这些人做典型，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无奈之下只得召开社员大会，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会场里火药味很浓，口号声此起彼伏。被批斗的社员中领头的人站在台上低着头交待说：“快过年了，家里揭不开锅，孩子们嚷着要新衣裳又没钱给买。我找他们商量了一下，到寿阳去擀了几天毡，挣了几个小钱，还挣下些小米。”他还没说完，就有人大声喊道：“你们没粮没钱我们就有啦？你们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给大寨红旗抹黑，是给咱巴洲人丢脸！”这时主持会议的他站起来说：“为了不影响明天出工，今天的批斗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回到家里，躺在炕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接受这个烂摊子时的底数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上年劳动日分值是四毛八分，社员人均口粮只有斤，还是原粮。社员们缺粮少钱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有点手艺出去谋条生路能怨他们吗？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吗？想到此，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大家发挥巴洲的优势，改变贫困状况。

第二天晚上立即召开了一个支委、管委联席会议，内容：一是农业学大寨巴洲怎么学；二是研究制定本村下年的生产计划。他说：“咱们学大寨不是看大寨干啥咱干啥，而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咱村的自然条件比大寨好，人多力量大，通过大家的努力，让优势发挥出来，大家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他天生有一个好口才，不仅声音洪亮，而且从来不看稿子。讲话时好带一句“这个，这个……”，这实际是他在打腹稿。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他的长项，因为在部队他担任过政治指导员。

这次会议之后，他又对村里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整顿，让一些思想好、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做到了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巴洲村的生产发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他上任的第一年，大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就开始上马。数据显示：

年后，全村共治沟16条，筑沟坝、堤坝、地坝条，共计米；垒堾米；打地堾丈；扩堾丈；保护耕地亩；整修二坡地亩；复垫地亩；建成高标准大寨田亩；实现园田化亩。共计动用土方立方，石方立方，总投工个。农机具逐年增加，水利设施配套齐全，全村可浇土地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年把砖厂从后地沟迁至村西头的园汇，手工砖改成机制砖，年产蓝砖万块，收入7.5万元。

年，请示公社，并经县批准，允许有手艺、有门路的人外出做工，村里给记最高分，每人每年给大队上交-元不等的公积金。

年大队组成专业队，在垛南沟、庙坡山，开石窝，给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投工个，投资元在沾水河巴洲段建起截潜流四处，使1亩河滩地变成水地，并成功引种水稻，让巴洲村的老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白米饭。

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碹起大寨式窑洞16孔，建起火车式排房间，建筑面积平方米，使巴洲的人均居住面积明显增加。

年冻凌沟煤矿延伸至九号煤层，年产量达到吨。不仅解决了本村社员的烧煤问题，还外销到河北井陉等地。除去建设费用，三年上交大队11元。

年在舞台西建起大库房18间；并建起小学教室三排共计48间，建筑面积3平方米，解决了16个教学班和幼儿园的用房问题。

年响应党中央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大队办起养猪场，全村养猪数量达到头。规划并实施田田通工程，逐步使全村所有的地块都能通拖拉机和小平车，极大地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

年在庙坡山、小西岭、后地沟、土场等地发展苹果、梨亩，并在大西岭、垛南沟、庙坡山、南山、神掌窊栽植核桃亩、红枣30亩。

李保成担任支部书记期间主要指标情况：

-年集体总收入表

单位：元

年度

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其他

总计

60

4

6

基数

-粮食收益分配

单位：公斤

年度

总产量

交国家

各和扣除

储备粮

社员分配

总数

人均

.5

54

.5

110

0

110

00

200

400

380

基数

未售

-社员现金分配

单位：元

年度

给社员部分

每人平均

每个劳日分值

合计

其中：现金

合计

其中：现金

61

12

0.61

83

26

1.00

40

1.2

171

43

1.25

95

48

1.1

基数

41.8

11

0.48

说明：1、以上数据来源于巴洲村历史台账；2、年以前社员劳日分值，除年为0.84元外，其余均在0.45-0.69元之间；3.年至实行联产责任制前社员劳动日分值最高年为1.10元。

现在人说的巴洲乡办矿，实际是李保成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举全村之力开凿的巴洲村办煤矿。当时公社为了共巴洲的产，免掉了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让他担任公社企业的党支书记。他是绝不情愿的。不过胳膊哪能硬过大腿，无奈只能无奈。

数字雄辩地证明，他当书记的五年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巴洲村解放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

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股劲儿

一个人性格的养成，青少年时期是关键。他在军队中长大，战争中长成，养成了雷厉风行、果敢刚毅、不屈不挠的作风，面对困难泰然处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巴洲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李保成的精神，李爱民的笔，宫广才的算盘，李经畴的秤。说的就是李保成、李爱民当书记时为老百姓操劳，费尽心血谋发展，宫广才当会计，李经畴当保管时为集体精打细算、一丝不苟的事迹。

抗日战争给他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在人们面前他总要让人感觉他是个健全人。实际上他的肠子换的是狗肠，浑身的战伤折磨着他，特别是阴雨天更是疼痛难忍。他拖着伤残的身子不知在巴洲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脚印，也不知滴下了多少汗水。在他担任大队书记期间，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天阴雨下，每天早上第一个亮灯的总是大队的办公室，随后就会传出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不是传达上级精神，安排当前生产，就是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后进和不足，这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了大喇叭，人们就会发现他在出工的各个路、各个工地转悠。晚上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听汇报，工作安排从不懈怠。会议散迟了留宿办公室也不稀罕。

他对家里的事很少操心，全部交给妻子光喜棠打理。他的腿不能担挑，家里吃的水，他二哥在世时全部由二哥负责，二哥病逝后，他不满十岁的长子就接过了挑水的担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上级号召种植五号高粱。这种作物既不好打，更不好脱壳，给社员们增添了不少麻烦。每年秋天炕公粮也是社员们的头疼事。他大力支持村里的能工巧匠搞革新，先后制造出打高梁机和脱壳机、烘干坑等农机具，为社员们解除了烦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巴洲的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笔者小时候常听他说：“咱家是端着银碗讨饭吃哩啊孩！”当时不解其意，随着年龄的增大，听着祖宗的故事，看着他的为人处事，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一世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应当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不就是古人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遗训吗？这也许就是其先人十几代传承不衰的秘诀吧！

他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他病重时交待家人“丧事从简，不要铺张浪费”，所以去世后办事前，只告知了村里的当家和必要的亲戚。他去世的日子是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出殡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在出殡的前一天，院子里、街门外就摆满了花圈、挽帐。出殡的当日清晨，还没有开悼，任永福就举着一幅亲笔书写的挽帐，提着祭品来到灵堂前，一个头磕下后泣不成声。家里人都觉得奇怪，后来任永福告诉家人，他刚从部队转地方工作时，在巴洲寺家庄一带指导土地改革工作。他的父亲任中兴当时是寺家庄村的负责人，他们在共同的工作中结下了友谊，结成了异性兄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父亲因病英年早逝。在治病时曾向他借过八十元钱，临终时，嘱咐他以后一定要替他归还。任永福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首先想到的是替父亲还债。当他省吃俭用攒够归还时，他说：“你爹不在了，孩子们都小，留着你们用吧！”后来他又送了几次，他还是坚决不收。这件事他不提，其家人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家是土改时分回的祖宅，原先大门口有三级台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办初级社时，他家的院子是初级社的场院。为了能把平车拉进院里，就把原先的石条掀掉铺了些河刮石搞成了坡坡，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淋，河刮石烂了不少，既出入不方便又不雅观。他的妻子多次说：“老汉，给咱把那街门口打整打整哇！”当时他是社办企业的一把手，煤矿每年都要进大量的料石、搞复碹，直至他去世也没有给办。原县煤管局副局长田存锁曾对笔者说过：“巴洲村凿煤窑时请他们测量，工作迟了，煤矿会给吃顿饭。他陪到工作完就把陪客任务交给司务长，自己回家吃饭。”有一回老田对他说：“老李你要不吃俺也不吃啦。”他才勉强吃了一顿。他是个抽烟的人，大队待客剩下的纸烟他都会交给保管，让整理好下次再用。

他在抗日战争中捡回一条命。年苏修、美帝在中苏、中蒙边界，南海陈兵百万，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他又动员在外工作、回村探亲的长子报名参军。儿子退伍后，得知在部队搞过测绘，他又动员儿子到公社煤矿搞测量，这就是他一位老八路的胸怀。

出殡的当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好像是老天爷有意让巴洲人最后送他们的老书记一程。公社、大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灵柩每走几步就有人让停下祭奠。三里多路从下午两点走到晚上七八点，月亮转到东南时才下葬，墓室被月亮照得如同白昼。

三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议论起巴洲村以前的党支部书记时，总会提起他，并赞扬一番。后来的新任支部书记就职表态，村主任竞选演讲也会提到他，学习他全心全意为巴洲老少爷们儿造福。

任永福在挽帐上写道：

“忠祖国少小离乡赴疆场战功赫赫葆英雄；

爱人民老大解甲建庄园硕果累累成典范。”

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无论是谁，只要你给老百姓办一点好事，他们就不会忘记你，甚至会把你奉若神明、顶礼膜拜。

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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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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